日期：1957-8-6 作者：胡奇坤
胡奇坤《解放军报》记者胡奇坤报道 连日来，雷达学校教员、学员对该校电工系中尉教员陈正海攻击肃反运动的谬论，进行了揭发和批判。
在５月３１日雷达学校领导召开的教员代表座谈会上，陈正海借口帮助领导整风，向伟大的肃反运动发出了第一支毒箭。他给肃反运动定下了六大罪状：第一，盲目乱斗，打击面过广，劳民伤财，大伤感情。他说：搞了一两年，抓了许多人，花了很多钱到各地调查，搞出多少反革命呢？据他说，雷达学校的肃反成绩，就是搞了一个叛徒。第二，方式生硬，侵犯人权。他说：我犯了什么法，肃反中小组长下命令不准看书看报。第三，是主观唯心，不面对事实。第四，不断逼供，而且强迫画押。第五，后果严重，迟不处理。第六，错误很多，从未检讨。他说“肃反显然是过火了”，“本来可以同心协力融洽无间的”，但是，经过肃反“有更多的人情绪消极，是非莫测”了。
接着，陈正海又在６月２２日放出了第二支毒箭。他在雷达学校出版的“整风快报”上写了一篇题为“感情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把党比喻成一个“蛮横”的“失职”的警察，“错”打了“好人”，还向“好人”瞪眼发脾气，而不肯向被错打的“好人”道歉赔不是。他说：“这被打了的人，还在晕头晕脑，不能马上就恢复感情，而且向这位警察说你打得对，你打得正确，你打得很好，即使是打错了我，也是你们工作中难免的差错。”对于在肃反中被斗争过而已经搞清了问题、对党更加靠拢的人，他污蔑为只顾个人利益得失的庸俗的个人主义者，他说，“很多人的沉闷并不是就没有意见了”，他要求那些沉闷的人起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企图煽动大家起来向党斗争，要党向那些应该被斗的人也作无原则的“道歉”，彻底否定肃反成绩。
在陈正海发出这一系列的煽动性的谬论后，雷达学校很多教员、学员都在大字报上、座谈会上和“整风快报”上责问陈正海：给肃反定下这六条罪状的根据是什么？用意何在？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以什么感情说这番话的？有些人并列举了很多事实，驳斥他的谬论。但是，陈正海在７月２３日该校电工系举行的小组座谈会上，不仅没有作任何检讨，反而在会上痛哭流涕地“控诉”了肃反运动。他说，他从小就追求社会主义，立场观点在他不成问题；他的经历很单纯，根本不需要在肃反中来审查和斗争他；并污蔑组织上把一个“科学上很有前途的人”、“身强力壮的运动员”斗争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在这次会议上，陈正海还对他提出的“肃反的六大缺点”逐条作了解释，虽然他讲不出很多事实，但是仍然坚持自己的谬论。他的这种态度，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公愤。７月２４、２５两日，电工系连续举行会议，到会同志以大量的事实驳斥了陈正海的谬论。
是不是盲目乱斗呢？到会同志回溯了肃反运动情况后，说明这场斗争不仅在全国全军不是盲目乱斗，就是在雷达学校确定斗争重点时，也是有凭有据非常慎重的。因此，在全校没有一个斗争重点是斗错了的。他们所以被斗，都是因为他们政治上、历史上存在着或轻或重、或大或小的问题，大多数被斗的同志因为放下了背着多年的政治历史包袱，搞清了各次政治运动中留下的疑点，都衷心感激党和同志们，更加热情积极地工作了。至于在斗争初期，在某些小单位（如有的学员连队），由于领导上当时把精力集中在机关，而放松了对连队的领导，曾一度出现过斗争面较宽的现象，错斗了一些人，这情况很快就纠正了，而且后来领导上对此已作了检讨，并向错斗的人道歉。是不是陈正海被斗错了呢？曾经在肃反时参加过斗争陈正海的主任教员薛凤鸣说：“陈正海，你１９４６年就参加了三青团，这问题直到肃反前一直拖了六年没有搞清楚。肃反期间有六个人（其中包括陈正海当时的三青团区队副）检举你是三青团的分队长。同时你的社会关系很复杂，你交代的三十个社会关系中，自己也说有政治面目不清的，而你的经济来源又多是你的三表哥凌孝芬（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兼宣传部长）和邓昊明（江苏省农工民主党右派头子）的老婆李君素接济的。这些问题有的是你自己不肯主动交代，有的是你交代不清，该不该在肃反中查一查呢？这难道能算盲目乱斗、主观唯心、不面对事实吗？在肃反中把你拖了六年没有交代清楚的三青团问题搞清了，并做了结论，这对你、对组织有什么不好呢？这为什么叫做‘劳民伤财’呢？”在大家拿出这些确凿的事实之后，陈正海承认：应该是说他自己主观唯心、不面对事实。肃反中斗争任何一个人，组织上都是掌握了充分情况，经过多方面了解研究才确定的。他也承认自己应该斗，他说他所以说“盲目乱斗”是从个人感情出发，不惜污蔑党，污蔑肃反运动。在事实和真理面前，陈正海不得不说“第一条意见（按：即他给肃反定的第一条罪状）我收回”，“第三条意见（即他给肃反定的第三条罪状）我收回”，但是他没有作认真的深刻的检讨。
谈到肃反中是不是“方式生硬，侵犯人权”问题时，很多人都义愤填胸地当场责问陈正海：“小组会上究竟是哪个先拍桌子打板凳的？”面对当时和他在一起开过会的人，陈正海不得不老实承认：“是我第一个拍桌子的。”对于所谓不准看书报的事，同志们指出，肃反期间为了便利陈正海交代问题，早日弄清他的问题，白天专门找个房子给他写材料，但是陈正海却不是像同志们所希望的那样，在房子里老老实实交代材料，而要求白天睡觉或看报看小说，来消磨时间。在当时很多人都放下了工作来帮助他，他却这样来愚弄大家，所以当时有人提出限制他看书看报的时间，让他迅速交代问题，这就是陈正海所说的“侵犯人权”。同志们问道：“难道在肃反中只有你消极对抗的自由，就没有别人采取措施来对付狡猾抵赖的权利吗？”在大家严词责问下，陈正海对这个问题讲不出道理了。
果真是“逼供”吗？到会的当时参加过小组斗争的同志说，陈正海在肃反中有时蛮横无理，拒绝回答问题，有时百般狡猾抵赖，面对着确凿的人证物证也死不承认。如１９４６年他在中学参加了三青团，登记过，宣过誓，并参加过活动，他弟弟检举他曾经打算活动做该校三青团负责人。小组要他交代时，他坚决不交代，小组把他弟弟的检举材料给他看，他说连学校有三青团组织他都不知道，因此大家就根据事实追问他，这就是陈正海的所谓“逼供”。
“强迫画押”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肃反时参加过小组斗争的索鸿笙说，在肃反期间，陈正海前几分钟讲的话后几分钟就否认，大家说有记录，他说是断章取义，不能作为根据。因为他百般抵赖、反复无常，小组斗争无法进行下去，所以当时有人提出要陈正海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签字，他也同意了。今天陈正海又以此来诬蔑肃反运动，其用心何在？在大家严词驳斥后，陈正海承认“用这帽子不恰当”，把这条“意见”也“收回”了。
经过大家一一驳斥了上述几点后，陈正海看到他给肃反运动定的第五条和第六条罪状根本站不住脚了，所以也“收回”了。不收回，行吗？肃反运动根本不像陈正海所说的“后果严重，错误很多”，而是成绩巨大，后果良好。在全国全军如此，在雷达学校也是如此。会上很多同志说，通过肃反运动，不仅对全体同志进行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从而提高了政治警惕性，划清了敌我界限，堵塞了漏洞，而且，通过肃反对全校人员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审查，对全校人员的政治面貌较之以往有了更全面深刻的了解。在肃反中，全校查清了有问题的共五十四人，其中有自首叛党的，有反动党团骨干或其他政治历史问题的。领导上对这些都分别作了结论，这成绩难道还算小吗？通过肃反，帮助一部分同志放下了背着多年的历史包袱，解除了各次政治运动中留下的疑点，肃反后组织上大胆地提拔使用了这些同志，这些同志绝大多数对组织上弄清了他们长期存在的问题都很感激，从而积极热情的工作；领导上在处理时没错判一个、错关一个，绝大多数处理是正确的适当的，“后果严重”从何说起呢？同志们认为雷达学校党委在总结肃反工作时说“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个别的”，这是铁的事实，绝不能让陈正海拿运动中的个别缺点错误来动摇肃反运动的成果。
现在陈正海在大家严词驳斥下，虽然已经开始表示“收回”他污蔑肃反运动的意见，但是他并没有认真地检讨他说这番话的动机是什么，用意何在。同时人们还发现他和江苏省及南京市农工民主党右派头子邓昊明有来往。现在雷达学校正在继续对他批判中。
来源：《解放军报》1957年8月6日，原标题为“不许抹煞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绩，雷达学校逐条驳斥陈正海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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